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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时时彩计算方法:【美國研究】王浩:從制度之戰到經濟競爭:國內政治與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2009~

    快速时时彩的套路 www.ifzrn.icu   原標題:【美國研究】王浩:從制度之戰到經濟競爭:國內政治與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2009~2018)

      美國的對華政策一直以來都是地緣政治與國內政治兩種邏輯共同作用的產物。冷戰后,由于國際體系結構與美國國內政治結構分別出現單極化與兩極化的發展趨勢,地緣政治邏輯在美國對華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顯著下降,國內政治邏輯的影響則迅速上升。與之相應,經濟取代安全成為中美關系的首要議題。自奧巴馬政府執政起,隨著中美兩國步入戰略競爭時代,地緣政治在美國對華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次突顯,并成為未來中長期中美戰略互動的決定性變量。然而在這一宏觀背景下,不同時期美國對華政策連同中美戰略競爭的主題卻是由美國國內政治所界定的:從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變化了的國內政治動因促使上述主題經歷了從基于自由主義的規則約束與多邊制度競爭到基于現實主義的合作型施壓與雙邊經濟競爭的演化。因此,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是觀察今后美國對華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近年來,美國國內持續進行著一場對華政策大辯論。這場辯論的核心議題是:自1972年中美關系正?;?,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engagement)——主要由安全上的戰略克制與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構成——是否失敗了?可以說,這場辯論不僅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國內規模最大的一次,而且也是內容最深刻、受關注度最高的一次。之所以如此,直接原因在于中美兩國的實力對比連同各自的戰略選擇出現了顯著變化:一方面,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的迅速崛起、特別是與美國經濟和軍事實力差距的不斷縮減,使兩國在國際體系層面出現了“結構性矛盾”,這一矛盾在2008年國際金融?;⒑蟊輝嚼叢蕉嗟拿攔д咼枋鑫繞鶇蠊朧爻紗蠊?、“老大”與“老二”之間難以擺脫的“修昔底德陷阱”;另一方面,從2009年奧巴馬政府執政尤其是2012年開始,在美國致力于推進全球戰略收縮的同時,中國的對外戰略卻逐步完成了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的轉型??梢運?,實力對比與戰略選擇的同時變化所引發的“共振”,加劇了美國戰略界的焦慮。

      這種焦慮反映出自奧巴馬政府執政起,美國對華政策制定的背景已經出現了根本性變化。1949年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從1949年到1971年,美國的對華政策表現為遏制(戰略制衡+經濟民族主義)。從1972年到2008年,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特征是接觸。自2009年起,隨著中美戰略競爭態勢的日益顯著,美國的對華政策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過渡和調整階段。例如,奧巴馬政府致力于從維護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出發,將迅速崛起的中國視為這一秩序的挑戰者,因而多邊主義的國際制度競爭與規則約束分別成為該階段中美互動與美國對華政策的主題。然而特朗普政府執政后,美國對華政策的焦點卻迅速從國際秩序議題轉向雙邊經貿議題,其現實主義導向與反多邊主義取向使得中美博弈的重心由多邊制度競爭演變為雙邊經濟競爭。

      那么,為何美國的對華政策自2009年開始呈現更大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中美關系的“戰略競爭時代”?筆者認為,美國對自身國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及其相應戰略選擇的變化是一個較好的分析切入點。自二戰后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以來,維護自身全球地位始終是美國至關重要的國家總體核心利益。在這一總體利益之下,安全、經濟、價值觀以及國際秩序的穩定等是其更為具體的核心利益,并且在不同時期,這些具體核心利益的重要性又因其對維護總體核心利益的不同價值,存在明顯的先后次序,這就決定了美國對外戰略及對華政策的主要目標及基本取向。

      在冷戰時期,安全是美國首要的具體核心利益。因此,美國對外戰略和對華政策制定的核心邏輯來自地緣政治,其最終目標在于遏制蘇聯擴張帶來的安全挑戰,維護美國的全球戰略優勢。為此,美國在對華政策上先是對作為蘇聯陣營主要成員的中國進行遏制,后來又基于美蘇、中蘇戰略態勢的變化務實地調整了對華政策,從遏制轉向了接觸。從實踐及其效果看,冷戰后期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無疑是成功的:中美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在安全上成為牽制蘇聯擴張、最終使得美國贏得冷戰的重要因素之一。

      冷戰結束后,在美國各項國家核心利益的排序中,經濟取代了安全的首要地位。盡管“九一一”事件使得安全的重要性有所回升,但已無法與冷戰時期相提并論。因此,后冷戰時代美國的對外戰略和對華政策制定的核心邏輯來自國內政治,即致力于運用自身經濟、戰略和技術優勢,通過引領經濟全球化、保持經濟繁榮而回應國內民眾的利益關切并維護其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例如,在后冷戰時代的首次美國總統大選中,黨人比爾·克林頓依靠“是經濟,傻瓜(It’sTheEconomy,Stupid?。?rdquo;的口號出人意料地擊敗時任總統、“冷戰英雄”老布什入主白宮,而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出臺的三份美國《戰略》報告中,經濟始終是最重要的議題?;詿?,這一時期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主要出于中美經濟互補性極強的現實,以及通過接納中國成為其主導的冷戰后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和建設者,增強自身的國際領導力和秩序穩定性,最終維護其“一超”地位。從實踐及其效果看,冷戰后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也是成功的:美國從中美關系中得到了切實的經濟利益,這對于其收獲冷戰后國內經濟發展的巨大紅利、維護其主導的國際秩序的穩定,進而穩固其全球地位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2008年全球金融?;⒁岳?,世界政治、經濟和安全格局出現的深刻變化,使美國很難再像冷戰時期及冷戰結束初期那樣對自身核心利益進行明確和穩定排序。雖然維護自身“一超”地位這一總體利益沒有變化,但經濟、安全與國際秩序穩定等具體利益如何定位,是美國面臨的戰略難題之一。這就導致中美關系的發展失去了冷戰后期以及冷戰結束初期兩個階段所擁有的明確和穩定的戰略基?。ɑ詰卦嫡溫嘸糝撲樟陌踩燦牖詮謖溫嘸迪志梅比伲?,而陷入一種漂移狀態。例如,中國在經濟、安全與維護既有國際秩序穩定等美國最為關注的國家核心利益上,都與之形成了合作與競爭并存的關系,并且這種合作與競爭進入到一種同時增強的“新常態”之中。因此,戰略競爭時代中美關系的基本特征在于,美國越來越將崛起的中國視為一個全方位的戰略競爭者與挑戰者,相應地,“地緣政治邏輯—安全維度”取代了“國內政治邏輯—經濟維度”成為美國對華中長期戰略制定的出發點;在這一宏觀背景下,美國在不同階段對自身具體核心利益排序的調整及其反映出的對華戰略訴求的差異化,構成了美國對華政策演變的微觀動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致力于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自中美進入戰略競爭時代以來,美國在不同階段對自身對外戰略核心利益出現差異化排序的決定因素是什么?這一因素對于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以及中美戰略競爭主題的變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戰略競爭時代美國對華政策的這一特點又能為我們分析中美關系的走向提供何種邏輯線索?筆者將通過引入美國國內政治變量,結合2009年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尋求上述問題的答案。

      冷戰后,國際體系結構出現的根本變化以及“單極時刻”的到來,使得“國家利益”對美國而言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可以被清晰地界定。盡管通過引領全球化實現經濟繁榮成為冷戰結束初期美國最為優先的戰略選擇,但2008年國際金融?;謀⒁約壩芍鈾僂平墓收鉸愿窬值謀浠?,使得美國在維護自身安全、經濟、價值觀以及國際秩序穩定等各項國家核心利益上,都感受到了越來越明顯的壓力。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國內政治成為界定不同時期國家利益優先次序以及美國對外戰略基本取向的核心變量。

      國內政治在美國對外戰略制定的過程中之所以開始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上文提到的冷戰后國際體系和國際結構“單極化”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源于美國國內政治結構越來越趨向“兩極化”。這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共和兩黨在包括軍費開支、貿易政策、海外干預以及國際合作等美國對外戰略的各個主要領域,都難以達成有效的共識和妥協,黨爭(Partisanship)隨之從國內公共政策領域擴展到對外政策領域。這一現象的出現,植根于兩黨政治精英所代表的政治聯盟在對外戰略方面截然不同的利益訴求。也就是說,在后金融?;貝?,兩黨在“如何維護美國的全球地位”這一問題上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就奧巴馬政府而言,后金融?;貝拿攔胛て淙虻匚?,就必須將主要精力及資源用于“國內建設”(nation-building),在全球戰略層面收縮戰線、減少軍費開支與海外干預、降低對外戰略成本,“不做蠢事”(Don’tdostupidstuff);同時運用自由主義、多邊主義、盟友體系與國際制度的力量,維護美國主導的既有國際秩序的穩定,避免潛在的戰略挑戰者威脅上述秩序。這一戰略取向本質上反映出了黨所代表的“東北部—太平洋沿岸”政治聯盟的對外戰略利益和意識形態訴求。冷戰后,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入推進,美國國內的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出現了深刻變化。一方面,制造業的不斷衰落與經濟金融化趨勢的持續發展致使黨傳統的支持者———五大湖區“鐵銹帶”(Rust Belt)白人藍領階層———主張政府將戰略重點轉移到應對國內經濟、社會問題而非全球擴張;力圖扭轉全球化對于美國制造業構成的沖擊,創造更多的制造業就業崗位,同時在貿易問題上支持?;ぶ饕?。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突飛猛進也使得東西海岸源源不斷涌入的廣大少數族裔、外來移民以及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及白領階層成為黨日益倚重的國內政治基礎,而他們作為這一進程的受益者,更加認同自由國際主義的外交政策取向,其中,少數族裔和外來移民同時要求政府“要黃油不要大炮”,提供更多社會福利并提高最低工資。

      基于此,奧巴馬政府的對外戰略致力于平衡與統籌上述政治聯盟的外交利益訴求,以一種低成本的方式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以上述兩部分國內社會力量所構建的“奧巴馬聯盟”決定了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對外戰略的總體取向與基本目標(見表1)。

      就特朗普政府而言,其對外戰略所追求的核心目標和主要推進手段——“使美國再次強大”與“美國優先”——則植根于2016年美國大選所反映出的國內政治力量重組進程的開啟。這一重組集中表現為,20世紀80年始由黨人構建的美國東北部政治聯盟出現了重大。一直以來,這一聯盟都是由新英格蘭(NewEngland)、中大西洋(MiddleAtlantic)與五大湖區的“鐵銹帶”三部分構成,但以白人藍領階層為主體、以傳統制造業為主導產業的“鐵銹帶”各州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幾乎全部倒向共和黨并成為特朗普的堅定支持者,進而推動形成所謂的“特朗普現象”。這一現象使美國政治在冷戰后兩黨極化的基礎上出現了共和黨內部的和極化,即衍生為一種“雙重極化(two-levelpolarization)”結構。這進一步惡化了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態,形成了黨與共和黨、共和黨建制派—全球主義者與反建制派—本土主義者之間的尖銳對立和沖突。從特朗普政府執政兩年多來的實踐看,低迷的民調支持率、兩黨政治的巨大掣肘以及社會矛盾的持續深化,都使得特朗普政府在政治上對于自身關鍵選民群體———以白人藍領階層為代表的反建制力量和本土主義者———的依賴日益加深,甚至形成了一種緊密的利益態勢。這也就意味著,這一政治聯盟的利益訴求已經成為特朗普政府內政、外交政策制定的首要甚至決定性變量,國內政治對于美國對外政策的界定作用因此愈發顯著。

      在對外戰略領域,特朗普核心政治聯盟的主要利益訴求在于改變全球化給他們帶來的不利沖擊,如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制造業持續外流、制造業相關就業崗位減少以及收入增長落后于通貨膨脹等,希望美國減少不必要的海外干預、降低對外戰略成本、擺脫來自國際制度、多邊主義和盟友體系的約束,在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時,以美國的現實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為優先考慮?;詿?,特朗普政府執政后始終以經濟民族主義為抓手,致力于縮減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推動制造業回流本土,同時力圖擴大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進行戰略收縮、減少海外干預、與盟友分攤防務開支,以及通過頻頻退出多邊性國際組織擺脫來自盟友體系以及國際制度和多邊主義的約束。當然,特朗普政府對外戰略中的單邊主義取向也是共和黨傳統外交理念的體現,并且其強調大幅增加軍費開支、在安全問題上采取更為積極和強硬的態度,同時將擴大美國的農產品和能源出口等作為施政重點的做法,也反映出了主流共和黨政治精英及其相應政治—社會力量的利益訴求和意識形態偏好(見表2)。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國對外戰略的制定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和特朗普政府時期建立在全然不同的國內政治邏輯基礎上。這種邏輯差異在外交實踐中分別體現為將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穩定與推進美國的對外經濟貿易利益作為首要核心利益與優先關切,并且為了實現這種差異化的利益與關切,美國所采取的對外戰略手段也經歷了從基于自由主義和多邊主義的國際制度競合到基于現實主義和單邊主義的國際經濟競爭的演化。上述事實表明,在美國這樣一個高度多元化的社會結構與代議制的政治結構組合之下,不同的社會利益和社會力量都擁有表達自身對外政策訴求的機制和渠道,因此,美國的國家利益本身就是一個難以被明確、穩定和統一界定的概念,而在冷戰后日趨極化和的國內政治—社會背景,以及“一超多強”的國際體系缺乏一個明確和對等的戰略對手的背景下,美國的國家利益實質上是被兩黨政治精英所分別代表的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沖突的國內政治—社會利益所建構和界定的。正因如此,美國的對外戰略(包括對華政策)才表現出階段性和不穩定性的特征。

      結合中美戰略競爭時代美國對華中長期戰略的制定邏輯,以及2009年以來美國國內政治對其國家利益界定連同對外戰略走向影響的研究,本部分將重點分析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演變的動因。依據本文提出的“地緣政治—國內政治”雙重邏輯框架,筆者將探討在不同的國內政治邏輯下,美國對華政策連同中美戰略競爭主題從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所經歷的變遷,以此論證國內政治變量所發揮的界定作用。

      如前所述,自奧巴馬政府執政時起,中美關系面臨的戰略背景出現了深刻變化,這種變化可以被簡要概括為兩國步入了“戰略競爭時代”,并且這一時代的到來是由地緣政治邏輯所決定的。概而言之,這一地緣政治邏輯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中國所在的亞太地區對美國而言開始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根據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地緣政治理論,亞太地區作為歐亞的邊緣地帶和工業中心,不可避免地會成為霸權角逐的主戰場。因此,美國加大向該地區的資源投入實際上是一種戰略 “糾偏”行為,以更好地維系自身的全球霸主地位。第二,隨著世界經濟的中心由大西洋沿岸逐漸轉移到太平洋沿岸,中國所在的亞太地區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2008年金融?;?,亞太地區的經濟增長占全球經濟增長的70%,對于金融?;笊澩美Ь車拿攔?,分享亞太發展紅利、參與亞太經濟一體化是一種邏輯的必然。第三,隨著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的持續、快速崛起以及美國由全球戰略過度擴張而引發的相對衰落,一方面,中美開始呈現出“崛起國—主導國”二元關系所特有的“結構性矛盾”;另一方面,亞太地區的權力格局已逐步從美國單極霸權轉型為中美“雙領導體制”,并面臨對美國不利的變動趨勢。正如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多年前預測的那樣,“中國這個亞洲最大國家的經濟增長會不斷擴大其在該地區影響的事實,以及恢復其在東亞傳統霸權的可能性,將迫使其他國家要么‘搭車’和適應這一發展,要么‘用均勢來平衡’中國的影響”。

      基于此,在中美戰略競爭時代,地緣政治邏輯決定了美國對華中長期戰略制定的總體方向,那就是將自身越來越多的戰略資源投向中國及其所在的亞太,通過牽制中國的崛起實現維系其全球地位這一總體國家核心利益的目標。然而,宏觀的地緣政治邏輯無法解釋美國對華政策在實踐中運作的具體方式及其在不同階段的重點和主題。例如,中美兩國在關乎美國核心利益的不同領域——安全、經濟、價值觀以及國際秩序穩定——的競爭方式與博弈重點實際上存在很大差異,結果往往導向不同的戰略互動模式。因此,單靠地緣政治邏輯無法解釋美國從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競爭主題從多邊制度競爭到雙邊經濟競爭的演化。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筆者將引入美國國內政治變量,以此從更為微觀的層面挖掘美國對華政策演化的邏輯。

      上文已經表明,“奧巴馬聯盟”的對外戰略訴求推動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外交的根本目標在于在全球戰略層面收縮戰線、減少軍費開支與海外干預、降低對外戰略的成本,同時運用自由主義、多邊主義、盟友體系與國際制度等政策手段,維護美國主導的既有國際秩序的穩定,避免潛在的戰略挑戰者威脅這一秩序。就對華政策而言,奧巴馬政府將中國視為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最大挑戰者和威脅者,因而在全球戰略收縮的背景下,美國致力于通過上述政策手段同中國展開制度競爭,在控制競爭成本的基礎上避免中國成為亞太地區的主導國。

      經過從奧巴馬政府就任起兩年多的戰略醞釀,美國自2011年下半年開始以外交、軍事和經濟三管齊下、相互配合的方式,使其以“亞太再平衡”為表現形式的對華牽制和競爭政策進入實質推進階段。在外交上,美國致力于廣泛參與亞太地區既有的多邊國際機制和區域合作架構,并極力密切與本地區主要國家和區域組織的關系,防止中國地區影響力的進一步上升。冷戰結束以后,亞太地區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尤其是伴隨經濟一體化的加速發展和意識形態因素的急劇淡化,美國在冷戰期間成功運行了近半個世紀并以其為核心建立的雙邊聯盟體系,即“軸幅”(hub-and-spoke)體系面臨新的挑戰。為在維持自身地位的同時回應國內政治聯盟關于降低對外戰略成本的訴求,奧巴馬政府試圖建立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多邊合作機制。在此期間,美國不僅積極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而且還廣泛參與東盟地區論壇以及東亞峰會等主要區域性多邊國際組織,并力圖主導議事日程,最終實現政治領導。此外,美國不斷加深與亞太地區傳統盟友如日本、韓國、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等國的關系,積極挖掘新伙伴,與新加坡和印度等國來往日益頻繁。同時,美國還逐漸改變了以往在南海等海洋領土主權爭端中的“不介入”政策,開始積極尋找并利用海洋問題這一牽制中國的新支點大做文章。

      軍事上,在國內政治聯盟要求削減軍費開支的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對華牽制與競爭的重心一方面在于強化與傳統盟國的合作并不斷尋求建立新的軍事伙伴關系,從而通過多邊主義的方式降低戰略成本;另一方面則在壓縮戰略資源的前提下極力調整軍事部署以將主要精力投放于亞太。例如,在2012年1月5日由國防部出臺的新軍事戰略報告中,美國決定未來10年把60%的海軍力量部署在亞太。不難看出,這一調整的目的是進一步鞏固美國在亞太的軍事主導地位,而奧巴馬政府的外交實踐也證明,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動作頻繁,并且涉及范圍廣泛。在朝鮮半島,美國不斷加強與韓國的安保合作。在日本,美國繼續突出美軍的“前沿部署”,不僅在沖繩部署“魚鷹”直升機,還明確表示將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范圍,強化美日同盟作為“地區與世界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之地位。2013年朝鮮核試后,美國開始在日本部署新的X波段雷達。在南海問題上,奧巴馬政府除在言辭上高調干涉外,在行動上也積極跟進。例如,美國不僅向菲律賓等國出售武器,還決定在新加坡輪駐先進的瀕海戰斗艦。在澳大利亞,奧巴馬政府于2011年11月宣布,美國將在其北部的達爾文港輪駐200~250名海軍陸戰隊官兵,以鞏固“第二島鏈”防線。此外,美國還特別加強了與印度的軍事合作,并將這種關系提升到戰略層面。軍事上的“再平衡”還體現為美軍在該地區不斷提升的作戰能力。例如,奧巴馬政府提出了“空海一體戰”(Air-Sea Battle)的作戰新理念,將海、空軍納入統一作戰體系,以強化聯系網絡、提升作戰規模和能力,增強戰略威懾。

      經濟上,“奧巴馬聯盟”以自由主義和多邊主義為代表的對外戰略取向體現為力圖通過推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建立以美國為中心并繞開中國的泛太平洋經濟合作區。長期以來,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和一體化勢頭使美國雖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卻無法在經濟上全面介入該地區已運行多年的多邊經貿機制,特別是目前在該地區已經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發性經濟合作機制。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力圖推動建立TPP這樣一種全新的經濟合作模式,目的在于將其作為主導亞太經濟合作的工具,以解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經濟路徑問題,最終通過在該地區制定一套有利于自身的游戲規則和制度安排,獲得同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優勢。

      總之,在奧巴馬政府時期,中美亞太戰略競爭集中體現為多邊制度競爭,即美國致力于在亞太地區的外交、安全與經濟等地區多邊主義框架下同中國開展全方位的主導權之爭,防止中國的地區影響力取代美國,進而對其主導的國際秩序構成沖擊。歸根到底,這一政策是在中美戰略競爭時代的地緣政治邏輯框架下,由美國國內政治特別是“奧巴馬聯盟”的對外政策訴求及其利益偏好所界定的。因此,只有在地緣政治邏輯的基礎上,從美國國內政治入手進行研究,才能更加準確地分析其外交實踐。

      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其對外戰略的整體取向——反全球化與經濟民族主義——在對華政策中主要聚焦于雙邊層面的經貿議題。這一政策調整的國內政治邏輯更為明確和直接。首先,國內政治邏輯在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外戰略制定中的重要性不斷上升,特別是當前美國政黨重組趨勢帶來的“雙重極化”的政治結構,使得經貿問題本身在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戰略中占據著首要地位。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經貿關系又在美國對外經濟關系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例如,中國不僅已經躍升為美國的第一大貨物貿易伙伴,而且其對美投資的規模也已經大幅超越美國對華投資規模。在美國的50個州中,已經有多達47個州擁有來自中國的投資。又如,隨著中國濟的迅速崛起和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不斷加快,中美經貿關系中的競爭性正在逐步取代互補性,兩國貿易中存在摩擦的領域隨之持續擴大。因此可以說,對華經貿政策的推行效果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的成敗。從這一事實出發,特朗普政府在對華經貿關系上致力于實現三方面的戰略訴求:一是增加對華出口、減少貿易逆差;二是運用關稅手段削弱中國制造業產品的競爭力,推動解決美國國內與制造業相關的白人藍領階層的就業問題;三是打壓“中國制造2025”,延緩中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進程,維護自身霸權。從國內政治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以經貿議題為抓手的對華政策所追求的根本目標是通過穩固核心政治聯盟的支持,強化自身國內政治地位,最終推動完成一次有利于共和黨的政黨重組。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特朗普政府自執政起便不斷力推以所謂“公平貿易”為旗號、以實用主義和結果導向為理念的對華經濟民族主義政策。

      特朗普政府對于經貿問題重要性的認知及其從競選階段便已付諸實踐的戰略思維,本質上抓住并加速了美國政治演變的一大趨勢,那就是白人藍領階層對黨日益明顯的疏離。根據美國政治學者拉里·斯的研究,美國白人作為一個整體對黨的認同度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便始終處于下降態勢,其中,高收入白人對黨的認同度從1980年起一直低于共和黨,而中低收入白人(即政治學意義上的白人藍領階層)對黨的認同度———相對于共和黨———則從1980年的+20%降至2004年的+5%。因此宏觀地看,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是對歷史趨勢的延續而非突變,只不過“特朗普現象”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過程并引發了備受矚目的政治結果。如果考慮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主要源于共和黨執政時的政策,那么白人藍領階層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理應更傾向于黨及其施政理念。然而,實際發生的政治演勢反映出的卻是更為復雜的美國國內政治邏輯。其中主要包括:意識形態和傳統價值觀念對于白人藍領階層的投票行為產生了重要影響;經濟增長帶來的實際收入增加,部分抵消了白人中低收入群體對經濟不平等的負面認知,這就意味著他們更關心就業而非福利;黨的主要經濟、社會政策紅利被大量少數族裔和外來移民獲取,從而大幅減少了白人藍領階層的獲得感?;詿瞬荒遜⑾?,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中以經濟民族主義為內核的經貿政策完全是為了迎合白人藍領階層這一核心政治聯盟,從而實現維護自身政治利益、穩固執政地位的目標。

      在政策實踐中,特朗普政府以經貿議題為抓手的對華戰略調整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首先,從中美元首海湖莊園會晤到特朗普訪華,兩國在2017年主要圍繞“百日行動計劃”及“一年行動計劃”所涉及的利益分配、政策協調、國內改革以及配套措施等多方面內容,追求通過相互配合與妥協,解決兩國經貿關系中存在的突出分歧和矛盾,尤其是回應美方關于中美經貿關系的現狀有利于中國而不利于美國的不滿。總的來看,這一階段美方在談判的過程中采取了攻勢,中方則處于守勢。在這一背景下,中美雙邊經貿關系的發展難免受制于美方所自我界定的利益、目標與議程,而且由這些利益、目標與議程帶來的雙邊經貿關系波動很可能會影響雙邊關系的整體發展。通過這一階段兩國在經貿議題上的互動可以發現,在特朗普政府奉行建立在國內政治邏輯基礎上的經濟民族主義對華政策框架下,美國對于中國在經貿領域的合作甚至讓步需求不會減弱,經貿議題在特朗普任內將無疑會成為中美關系中的首要議題。在特朗普訪華期間,中美兩國圍繞能源和基礎設施等主要領域的合作達成了逾2500億美元的經貿協議,這一協議成為特朗普政府對華經貿政策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標志。其次,2018年以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開始進入運用加征關稅的辦法向中國施壓,從而實質性減少對華貿易逆差的階段。在這一過程中,美方先后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洗衣機、光伏產品、鋼鐵、鋁等加征10%到110%不等的關稅,隨后又列出了1300多項中國對美出口商品清單并對其加征25%的關稅;此外,2018年4月開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依據所謂“301”調查,宣布額外對中國輸美的1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美國商務部則對產自中國的鋼制輪轂產品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 (“雙反”)調查。面對美方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和國際貿易原則的單邊主義做法,中國進行了有力的反制。2018年4月,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以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關稅條例》相關規定,經國務院批準,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最終決定對原產于美國的大豆、汽車、化工品等14類106項商品加征25%的關稅。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持續發酵,2018年7月6日,美國開始對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作為反擊,中國同時開始對同等價值的美國產品加征25%的進口關稅。至此,中美 “貿易戰”進入所謂“實戰”階段。此后,美方貿易代表萊特希澤進一步表示,將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中方則制定了將依法對自美進口的約600億美元產品按照四檔不同稅率加征關稅,實施日期將視美方行動而定的反擊措施。中美“貿易戰”的大規模展開表明,經濟競爭已經成為當前中美戰略競爭的主題和側重點。盡管2018年12月1日舉行的中美元首阿根廷會晤達成了暫停相互加征關稅的重要共識并決定開展為期90天的經貿磋商,從而使“貿易戰”迎來緩和甚至“止戰”的寶貴時間窗口,但中美經貿關系中的深層結構性問題需要雙方長時間的共同努力才能得以有效解決。因此,貿易摩擦仍將是特朗普政府任內中美關系面臨的首要議題。

      需要指出的是,在當前美國國內“雙重極化”的政治結構下,國內政治對于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影響還體現為建制派政治精英—全球主義者的干預和掣肘。在2017年特朗普訪華后,以美國國會中的共和黨保守派議員、行政部門中具有鷹派背景的官員以及以主流政策智庫為代表的建制派政治力量,對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表現出了越來越明顯的不滿情緒,認為其過于關注經貿等具體議題,是一種政策上的“短視”,忽視了中國崛起帶來的重大地緣戰略挑戰。結果是,美國的對華政策從2017年底開始出現了一系列轉向,突出了地緣政治博弈的因素,這就使得安全競爭有可能成為下一階段中美戰略競爭的主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隨著美國國內主流政治精英在對華強硬方面達成高度的共識,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地緣政治邏輯與國內政治邏輯正在走向某種程度的“合一”,這一趨勢與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戰略的制定背景存在相當的可比性,那就是當美國面臨的地緣政治壓力強大到一定程度之時,國內政治—社會力量會擱置彼此的分歧與矛盾,形成較高程度的對外戰略共識。這也是學界擔心中美兩國存在陷入所謂“新冷戰”風險的根本原因。

      總之,從本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和特朗普政府時期建立在全然不同的國內政治邏輯基礎上,其根源在于、共和兩黨政治精英面對不同的國內政治聯盟和變化了的國內政治結構,為實現自身所依靠的國內政治—社會力量的對外政策利益訴求,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出差異化的戰略需求。結果是,這種差異使得中美戰略競爭的主題連同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在實踐中先后體現為基于自由主義的多邊制度競爭與規則約束,以及基于現實主義的雙邊經濟競爭與合作型施壓??梢運?,上述邏輯解釋了在中美戰略競爭時代的宏觀背景下,為何美國的對華政策在不同階段導向了不同的結果,進而為我們分析今后美國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的走向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國國內“雙重極化”的政治結構下,兩黨“建制派—全球主義”政治力量開始越來越從地緣政治邏輯和安全維度思考美國的對華政策,因而安全競爭有可能取代經濟競爭,成為下一階段中美戰略競爭的主題。

      本文的核心觀點是,在美國對華政策演變的背后,始終存在地緣政治與國內政治兩種邏輯。冷戰后,由于國際體系結構與美國國內政治結構分別出現單極化與兩極化發展的趨勢,地緣政治在美國對華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顯著下降,國內政治的影響則迅速上升。與之相應,經濟取代安全成為中美關系的首要議題。然而自奧巴馬政府執政時起,隨著中美步入戰略競爭時代,地緣政治在美國對華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一次凸顯,并成為未來中長期中美雙邊戰略互動的決定性變量。然而在這一宏觀背景下,不同時期美國對華政策連同中美戰略競爭的主題卻是由美國國內政治所界定的:從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變化了的國內政治動因促使上述主題經歷了從基于自由主義的規則約束與多邊制度競爭到基于現實主義的合作型施壓與雙邊經濟競爭的演化。上述演化的動力植根于從奧巴馬政府時期到特朗普政府時期變化了的美國國內政治邏輯。在奧巴馬政府時期,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地緣政治壓力,美國的應對方式之所以是制度競爭與規則約束,主要源于黨以東北部—太平洋沿岸政治聯盟為核心的國內政治力量,促使奧巴馬政府將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視為首要對外戰略利益,將主要精力和資源用于解決國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減少軍費開支、用最小的代價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詿?,奧巴馬政府致力于運用經濟、外交和軍事等多種方式,以強化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主導權為手段同中國進行戰略競爭,奉行基于自由主義的對華規制政策。特朗普政府執政以后,美國的對華政策之所以從多邊制度競爭轉向雙邊經濟競爭,根本原因在于其國內以白人藍領階層為核心的選民群體的對外戰略利益訴求在于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扭轉經濟全球化進程給他們帶來的不利沖擊,最終增加就業崗位和經濟福利?;謖庖槐浠說墓謖位?,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重心迅速轉移到了經貿領域,開始奉行基于現實主義的對華合作型施壓與跨議題聯動政策。然而,在“雙重極化”的型政治結構下,美國國內主流的“建制派—全球主義”政治力量則開始越來越突出對華政策中的地緣政治邏輯與安全維度,因而安全競爭有可能取代經濟競爭成為下一階段中美戰略競爭的主題。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是觀察今后美國對華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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